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2020年，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，人口出生率为8.50‰，出生人口连续三年滑落，出生率为1952年该数据存在以来最低。
对此，业内专家给出的理由大都立足于三点：育龄人群的减少、养育成本高、不婚主义思潮的扩大。
然而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却被主流社会长期忽略了：不孕不育。
9月15日，央视财经消息，目前，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18%。要知道，在1995年，我国的不孕不育率仅有3%。这种现状催生了一个行业的爆火——试管婴儿。目前，我国每年约有30万名试管婴儿诞生。
然而，专家表示：缺口仍然很大，还有很多不孕不育患者求助无门。那是为什么呢?
1供需关系
在中国传统观念中，“家丑不可外扬”，不孕不育的问题长期被摒弃在科学谈论的范围之外。
然而，任凭人们缄默不言，问题永远是无法长期掩盖的。目前，我国的不孕不育率正在迅速上升。
1995年、2018年、2020年，我国的不孕不育率分别为3%、16%、18%。可以说，上涨幅度非常快。而根据沙利文的数据，我国不孕不育的人群占比还将继续上涨。
从前，这一问题或许可以被选择性“沉默”，然而，如今的局面却不允许人们再回避。
2020年，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，人口出生率为8.50‰，出生人口连续三年滑落，出生率为1952年该数据存在以来最低。
同时，老龄化程度加深。2020年，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3.5%，与2010年的8.9%相比增加了5.44个百分点。根据第一财经统计，目前全国有149市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，其中南通、资阳、泰州、自贡等11个城市已经进入超老龄化阶段。
如何让“想有孩子”的人有孩子?辅助生殖成为了解决问题的一个选择。
辅助生殖技术，指采用医疗辅助手段使不育夫妇妊娠的技术，主要有三种方式：人工授精、配子移植和试管婴儿。其中，试管婴儿的治疗方法怀孕率最高，目前在国内一线城市的正规试管专科怀孕率一般可达50%;人工授精和一般药物治疗的怀孕率都较低，其中人工授精怀孕率在20%左右，药物治疗怀孕率只有15%左右。
据蛋壳研究院数据显示，目前的辅助生殖市场，97%的市场需求规模被试管婴儿市场垄断。换言之，试管婴儿已成为提高出生率、治疗不孕不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然而，目前来看，还有很多不孕不育患者求助无门。
央视财经消息，据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实地探访，在辅助生殖科，经常会出现前台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号了、但很多患者还是不断徘徊不肯离开希望能挂到一个号的景象。
辅助生殖科的医生表示，最近两个月，随着国家放开三孩政策，前来咨询辅助生殖的患者，较以前有不同程度的增加。患者的平均年龄在36岁左右，较前两年也有所上升。
某医院妇产医学部副主任表示：我是一上午的门诊，但是要看一天，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230人。
2为什么辅助生殖行业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?
原因主要有三个。
第一，辅助生殖市场维持着较高增速。
我国作为辅助生殖的新兴市场，近年来维持较高的增速。据平安证券数据显示，2018年，我国辅助生殖市场达到37亿美元，与美国市场持平。2014-2018年复合增速达到13.6%，远高于全球市场的5.1%。
此前，根据沙利文的分析，2018-2023年，我国辅助生殖市场的复合增速为14.5%，将实现加速增长，预计2023年我国辅助生殖市场有望突破300亿元。而事实上，这一数据在2020年就已经被打破。央视财经消息，2020年，中国辅助生育市场规模已经达到354.73亿元。
对此，除了不孕不育等需求人群的扩大，渗透率的提高也成为了原因之一。一方面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羞于谈论这个问题，而是以科学的态度积极寻求医学帮助;另一方面，受益于三孩政策落地与辅助生殖服务能力的提升，中国辅助生育的渗透率也进一步提高。
2018年，我国辅助生殖渗透率为7%，美国则为30.2%，渗透率差距较为明显。具体来看，2018年，我国育龄夫妇共有2.98亿人，其中约4800万人是不孕夫妇，辅助生殖服务患者约为60万人。2020年，我国育龄夫妇共有约2.87亿人，以不孕不育人群占比为18%计算，约为4800万人。如果辅助生殖渗透率可以维持在20%，则我国辅助生殖服务存量患者数量就可达约960万人。
第二，辅助生殖行业严控准入机制，牌照稀缺。
辅助生殖涉及社会、伦理、人口等诸多影响，我国对这一行业进入设置了高壁垒，采取了严监管的措施。
2001年，我国出台首个较为系统的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，对设立辅助生殖机构行为采取审批制，从严监督。
2015年，出台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指导原则(2015版)》，提出“每300万人口设置1个机构”原则，是各省制定生殖中心规划的主参考依据。
2019年，出台《关于加强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机构和人员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，加强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机构和相关从业人员管理，防范辅助生殖技术应用风险。
2021年7月，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正式发布，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。第十四条提出，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。强化规划引领，严格技术审批，建设供需平衡、布局合理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体系。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监管，严格规范相关技术应用。开展孕育能力提升专项攻关，规范不孕不育诊治服务。
可以看出，我国对辅助生殖行业“从严监管”的态度从未放松。这也促使形成了目前我国辅助生殖机构的竞争格局：机构数量较少，整体市场较为分散，市场集中度低。
央视财经消息，目前，在全国范围，经批准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有523家，集中在一二线城市，全国各地的患者有不少都只能选择跨省市治疗。
科技日报消息，一位三十来岁的患者表示，为了来北京做试管婴儿，她辞掉工作，每天往返于住处和医院之间。据了解，因为家乡没有生殖机构而辞职到异地做试管婴儿的人不在少数。
目前，这一局面很难得到迅速改变。
首先，辅助生殖牌照发放较为严格，主要以三甲医院为主。三甲医院相对分散，且很难实现相互间的并购，从而分散了辅助生殖的市场。蛋壳研究院数据显示，公立辅助生殖医疗机构占比超过90%，仅70家具备第三代试管婴儿服务资质，东部沿海省份辅助生殖服务资源充足，中西部省份辅助生殖资源缺乏。
其次，辅助生殖行业对医生的依赖较高，不同医生之间，试管婴儿的成功率相差极大，辅助生殖行业在我国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，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数量有限，这一特点限制了行业扩张的速度。
第三，高昂的治疗费用成为了一道难题。
据央视财经消息，包括检查和治疗在内，每次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一般在3.8万元到5万元之间。有半数以上的患者需要两次或两次以上才能成功，按照一次促排可以移植两次来算，超过三次都不成功的这些患者，付出的费用将超过10万元。
辅助生殖高值耗材类器械95%、辅助生殖药品80%依赖进口，特别是胚胎培养液被国外品牌垄断，国内还未有获批上市的产品。这成为了辅助生殖患者的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。
同时，对于异地就医的患者而言，往返两地的交通费、食宿费用、误工费等相加，也是相当大的一笔花费。
这一问题甚至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。
2019年，日本《日经亚洲评论》报道，中国内地夫妇每年用于试管受精的境外支出已经超过10亿美元。一位业内人士表示，该市场确实供不应求，中国内地拥有一些医术非常精湛的医生，但问题是很难挂上他们的号。
《英国妇产科杂志》刊登一项研究显示，中国香港的试管婴儿服务费用比中国内地贵25%左右，一轮治疗花费1万美元，这只是开销的一部分，但仍然有不少人选择赴港治疗。
美国HRC生育医疗集团中国市场部的一位负责人表示，在美国帕萨迪纳医院中，中国患者占到了三分之二;国内想做试管婴儿的中产阶级，有80%最后都选择去美国。据悉，HRC目前是美国西海岸最大的生殖医疗中心，帕萨迪纳是其旗下9家医院中的总院。
一位患者表示，做试管婴儿的每一个环节都是“过五关斩六将”，不是一次就诊就能解决的。而高昂的钱和足够充足的时间，只是必须具备的“基本条件”而已。
个中滋味，实难想象。
如今，多元的社会文化让婚姻和孩子不再是人生的必须。单身、已婚、生娃、丁克，都赋予了每个人平等选择的权利。
在越来越包容的社会环境下，不孕不育群体也正在走出“沉默的角落”，用积极、科学、乐观的态度接受医学帮助。这不仅带来了辅助生殖行业的高速增长，也势必会对人口、社会、文化等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